下面的故事，是从我办过的和其他律师办的20多件官员受贿案件中抽象勾勒出来的。可以把它理解为实有其事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办案现象。
　　有一个企业人士，受举报后被纪委传唤，供出了10多人的受贿名单。纪委于是找那些人谈话，有的认了，有的坚决否认。其中有一个县处级干部，被查明这一笔确实是没有受贿的。但人已经被限制自由3个多月，又是这个级别的干部，如何交待？于是找其他的违纪事实，要他把所有的经济往来说出来。这个干部说了有人向他行贿，但他当场拒绝了。办案人员于是又找到那个行贿人，要他讲清问题。行贿人说送是送过，但他没有收。办案人员就把他关起来，并说受贿的人自己都认了，只要讲清情况，就可以放他出去。行贿人很生气，你自己把我说出来，又无中生有承认受贿，我也不管了。于是说确实送钱了，他也收了。纪委于是把这个案件移送检察院，检察院对这个行贿人做了笔录，取保候审。回过来审受贿人，受贿人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了，后来又翻供了。这个干部于是被移送起诉，家属找了律师。于是，这个案件就到了律师手中。
　　律师去见了被告人，被告人大呼冤枉，说绝对没有受贿。律师问他既然没有的事为什么乱交代，被告人说被逼供五天五夜没睡觉没有办法。律师去找行贿证人，证人说确实没有送成，但不这样说他也出不来。律师于是把这样的话做了笔录，送给法院。法院告诉了检察，检察马上把证人抓去。这个证人于是再次说送了收了，并说他翻供是因为律师做了他的工作。于是，检察院在法庭上就指控律师引诱伪证。律师要证人当庭作证，证人当庭说确实没有送成。这个证人后被以行贿罪起诉到法院。那个律师也惶惶不可终日，因为不知道这个被关的证人在里面如何说。幸好这个证人再没有改口，说以法庭作证为准。最后，法院判决受贿不成立，行贿人也被取保释放，案件不了了之。
　　上述故事还可以有一个版本，证人当庭作证证明确实行贿成功，翻供是律师指导要求的。结果被告人被判受贿罪成立，证人被判行贿罪成立，律师被判引诱伪证罪成立；后经全国律师协会的关注，蒙冤律师被无罪释放。
　　《刑事诉讼法》强调控辩平衡，但检察机关的同志往往认为，现在我国的法律过于保护被告人和律师了，律师可以看到起诉材料，检察官不知道律师手中有什么证据，因此控辩是向辩方权利倾斜。看了这个故事，大家便可以明白，我国的刑事诉讼，多是公权优先，难有控辩的平衡。纪委和检察机关是为民除害，是正义的化身；律师是在为贪官说话，是在为自己赚钱。不了解案情的人，都会相信检察和纪委是对的，律师肯定是在诡辩。律师引诱伪证罪，是全国律师被抓被判的主要罪名。
　　这样一来，律师真正敢冒风险为被告人辩护的，其实已经不多。有的律师在法庭上，甚至还支持控方对被告人的罪行进行控诉，以取悦检察院和法院。因此，律师稍有成功，接到了经济案件，就会退出刑辩领域，让那些还没有饭吃的新律师来做这些案子。大多数刑辩案件的质量也便可想而知，而刑辩质量下降，是鲜有人去关心的，因为没有考核体系和考核标准，辩砸了也许还是一些人所期望的。因为被告人活该倒霉，即使冤了，对这些坏人，冤点又有什么关系？有些百姓，从痛恨贪官的情绪出发，也巴不得都把这些被告人重判了。
　　被告人也有权利、办案要不枉不纵这种理性思维，只有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等法律人才可能有，而司法机关的同志从职业定位出发，往往忽视被告人权利，律师又有这样的职业风险，那么谁真正为被告人权利和证人权利呼喊？我们希望所有法律人都能够思考、重视这样的问题。